当时上海电视台经费来源完全依靠财政拨款，1978年电视台得到的日常经费比一部电影的摄制费还要少。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选择，一是“看菜吃饭”，给多少钱办多少事；一是“找米下锅”，发挥自身优势，自己发展自己。电视台当时的负责人邹凡扬主张后一种选择，提出经营广告，增加收入，改变捧着金饭碗讨饭吃的局面。这个主张，得到电视台多数同志和上级主管部门的肯定和支持。
　　 对于电视广告，电视台内部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，有的同志认为广告是资本主义的产物，电视台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和舆论宣传工具，不宜推行。另一种意见则认为，广播电视应该发展广告，十一届三中全会已明确，全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，作为新闻单位的上海电视台，除了要按通常做法继续宣传企业的经济建设成果，还应为企业和消费者服务，成为沟通产销之间的一座桥梁。
　　 1979年1月28日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第37天，一条1分30秒的“参杞药酒”广告在上海电视台播出。三个月后，广东电视台播出了它的第一条广告。整整一年之后，电视广告在中央电视台亮相。